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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华横逸的李白为何实现不了宰相梦

时间:2018-05-05   来源:互联网

  对李白来讲,为一个诗,一个文学家,其诗歌创水得到了空前的承认。但是他到长安来,不是让大家承认其文学家的成就,而是要获得政治家身份的认同,要得到政治家的重用,这对李白来说是最重要的。

  以李白的雄心壮志与傲然不谐的个性,无论如何也不会安于翰林待诏这个位置,安于侍从文这样一个角色,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。他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宰辅之臣,要对玄宗发生政治影响,要真正发挥政治用,从而对唐帝国的政治产生影响。而这,却是他这个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的职位永远无法实现的,这是李白深层的矛盾与痛苦。李白在进入长安之前有矛盾与痛苦,那就是想获得政治机遇,但是不得其门而入,是所谓的怀才不遇;现在的李白也有矛盾与痛苦,那就是貌似获得了空前的政治机遇,但是尘埃落定之后才发现,虽然已经与玄宗有了亲近的接触,但是他所获得的并不是重大的政治机遇,玄宗皇帝只是将他看做一个舞文弄墨的诗文供奉而已。

  李白的悲剧命运也正在于此。

  如果他就是个一般的文,没有那么高的政治理想,即便在长安做不成政治家,但是至少可以在翰林院做个诗文供奉,也足够光宗耀祖了!可偏偏李白不是一个向现实轻易妥协的,他非但不向现实妥协,也不向自己妥协。对于李白来讲,他毕生的最高追求就是要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成功,获得高度的认同,就是要做辅佐君的宰辅之臣,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,即便是见到了皇帝,这依然是失败的生。也许,对一个纯粹的文来讲,能够拥有被皇帝亲自接见的殊荣,能够充当侍奉皇帝的御用文,这已经算是生的最高境界了,但这样的文也就不值得我们追思千年了。

  但李白是什么样的物?什么样的心胸?什么样的自信?他不是一般的文,他不可能轻而易举就向现实妥协,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诗坛巨匠。在李白的内心世界里,整个大唐就是为他施展鸿图大志预备的,就像孟子所说的:“夫欲治天下,舍我其谁?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)这种纵横天下当仁不让的霸气度,是盛唐时代锻造出来的性格,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与代表,并非一般庸常文所能望其项背的。

  这恰恰是李白的魅力所在。实事求是地讲,李白的确只有诗之大才,没有政治家之大才,但是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,关键在于李白就是不肯服输,就是不肯相信天下没有他施展抱负的空间,就是不肯放弃他的自信与原则,所以即便玄宗对他倍加礼遇,他也绝不领情,也绝不愿意苟安现状,做个舒舒服服的御用侍从文。他要表达他的失望,表达他的不满,要大大表现他的狂放不羁的个性采,哪怕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,这不是政治家的涵养与性格,但这是大文学家、大诗李白的独特个性。如果李白屈服于自己,妥协于现实,那他就不是那个独步诗坛的李白,也就不是我们心目当那个狂傲飘逸、洒脱不羁的“诗仙”了。

  在政治上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的同时,另一种情绪就不可遏制地涌现出来。不要忘记,伴随进入长安的,除了那个意气蓬勃、抱负远大、具有政治幻想的李白之外,还有一个目空一切、孤傲自赏、具有极高文学天才的李白,当政治幻想破灭之后,文学的意气就伴随着酒气不可遏制地宣泄出来。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形成:当李白郁郁不得志,就去借酒浇愁,酒力尤且不足以浇愁,就会付诸诗文大发牢骚,这些牢骚诗文无论被唐玄宗还是那些真正的奸佞看到,久而久之都会形成有损李白形象的舆论环境,这些舆论环境又会进一步恶化李白在长安的生存与发展。

  在长安,李白留下了不少饮酒、醉酒的记录。在翰林院,他醉酒:“时公已被酒于翰苑,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,优宠如是。”(范传正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)在权贵之门,他醉酒:“白时为贵门邀约,比至半醉,令制《出师诏》,不草而成,许书舍。”(魏颢《李翰林集序》)在街市酒肆,他更是“日与饮徒醉于酒肆。玄宗度曲,欲造乐府新词,亟召白,白已卧于酒肆矣。召入,以水洒面,即令秉笔,顷之成十余章,帝颇嘉之”(《旧唐书·文苑列传》),“有诏供奉翰林。白犹与饮徒醉于市”(《新唐书·文艺列传》)。